普世帝国、法治过载、中层整合机制崩塌与美国的内向殖民
这周的市场分析/教学暂时先停一下。
在上周美国进攻了伊朗之后，我颇为意外的发现，很多人对于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想的并不是很清楚。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倾向或意识形态喜好，认为世界的解决方法需要某一种形式的工程包，那这更多是一种哲学上的索求，我没有任何资格与立场评价；但进行投资、进行交易，却对自己所选择投入真金白银的市场没有一个基本性质上的了解，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幼稚的。我们必须要从常见的标签中把自己拖出来，因为左右的标签甚至总统的执政路线，都遮蔽了美国问题的结构。不管是奥巴马、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个结构性张力。如果政治不是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本篇文章试图不过度深入细节与数据来解释美国是个什么东西，以及由其第一性原则所展开的行为逻辑与市场影响。
1. 普世帝国及其约束
2. 普世帝国的持续吸血与内向殖民
3. 中层磋商机制的崩塌
4. 左逼右逼
5. 结论与未来
1. 普世帝国及其约束
美国是毋庸置疑的普世帝国。
所谓普世帝国，是指其不依靠单一民族、宗教或血缘来构建国家，而是靠一套可以向所有人宣称的规则来扩大体系。这种路径允许不同族群、资本与人才进入体系，通过规则执行统一，而不是通过身份完成统一。
美国之所以成为普世帝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本身为移民国家，没有单一民族基础；其市场规模占据一整个大陆，需要通过体系整合市场；其建立继承了商业共和国的传统，并建立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之上。美国的普适性并不是道德选择，而是因为其建立条件先天地容易走向这条路。所以整个美国制度的设计逻辑，其实在于扩大交易网络。或者说，我们加一个定义的话，美国的第一性原则在于规模的最大化。这个定义可以用来厘清政治讨论中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国并不存在普世价值，其第一性于道德无关，其普世意义在于利用建立普世规则来换取最大规模，以最大化的吸纳人口、资本、人才、技术和盟友。
普世帝国也从来不是什么新东西。罗马的公民权，伊斯兰帝国的宗教法律体系，大英帝国的贸易规则，以及眼下美国的宪政与市场制度。Again，这些体系允许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结构在同一套秩序中运行，这带来的最大收益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规模越大，则贸易越多，税基越大，技术扩散越快，创新越频繁。不厌其烦的再重复一遍，普世帝国的第一性原则是规模的最大化。
但规模会带来一个长期问题，既规模越大，社会越复杂。复杂社会的特点是冲突频率高，维护成本高，于是帝国必须以行政、军事、法律和社会整合的方式来持续支付维护成本。当扩张和经济足够快的时候，这些成本可以被覆盖；而当增长放缓但维护成本继续上升的时候，帝国将不得不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通常有三种：
1. 制度改革
2. 扩大资源来源
3. 降低社会复杂度
第三种方式最简单。而降低社会复杂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统一宗教、强化民族身份、强化意识形态，所以不同信仰、法律体系和文化习俗的冲突下降，维护成本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一直反复提到的，美国右翼和特朗普以及支持者的体感是真实的，美国的维护成本确实过高，所以其天然的走向了加强福音派意识形态、反移民以及爱国宣称。但这么做破坏了普世帝国的力量来源，因为其提高了人口、人才、资本和商业网络的门槛，市场规模同时收缩，下降的异质性降低创新速度与技术传播。
这当然有个先有蛋还是现有鸡的问题。普世帝国如果转向单一身份来降低维护成本，往往说明它已经失去通过规模与制度整合维持秩序的能力。这种转向可以暂时降低社会冲突，但通常以市场规模收缩和经济活力下降为代价，从而加速帝国的长期衰落。
这一段其实是写着写着岔出去的，但是右派自掘坟墓，也是傻逼。回归原题。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普世帝国使用普世规则换取最大规模。但是普世规则不是不排他，而是用规则排他，替代血缘排他或者宗教排他。一个靠规则整合异质社会的帝国，靠什么东西维持最低共识，来勉强的把公民捏合在一起呢？
答案是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政治讨论中常常被拎出来附加了很多色彩的东西，一样似乎带有某种道德或者技术上的优越性。但法治不是帝国的美德，而是帝国的操作系统。这一点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对凯恩斯的反讽，因为法治事实上是用来统一预期用的：法治让不同群体知道冲突将如何被裁决、权利的边界在何处终止、契约是否可以被信任并且被执行。这是同质社会和异质社会最大的区别。在同质社会里，冲突可以更多的依靠习俗、共同信仰以及共同体压力解决，而异质社会必须大量依赖程序、规则与可重复的执行(execution, 我觉得中文和英文里这两个词的意思还是有一定轻微的不一样)来维持统一。
正义，法治，与以此延展出来的程序正义，都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与道德水平无关。因为当法治的维护成本开始超过统一预期的收益时，法治、正义与程序正义，都将一个个失效。
而法治的成本从何而来？
我们先行定义一下国家的三种成本，也是我前几天推文里思路的出发点，既交易成本、维护成本与风险成本，这一点在任何性质的国家都成立。
个人的交易成本，在于个人执行合同的难度。而国家的交易成本，可以具体细化为国内统一市场整合的成本，州与州之间规则差异的成本、资本流动成本、人才流动成本、贸易的协调成本。那么相对的，国家的维护成本包括法律和司法系统、行政监管、军事外交、社会公共服务（福利）、社会稳定、债务利息。最后，国家的风险成本包括经济维系，金融崩溃，战争与供应链中断，合法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
任何国家的政策决定都是在这三种成本之间互相调节与转移。高效的维护成本会压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过载的维护成本会抬高交易成本，引向风险成本。维护成本不足则让风险失控，最后吞噬交易成本。
我不是很想举具体的例子，因为举例子又需要写很多很多内容。自己想去吧。一个好的体制并不是说把某一种成本降到最低，因为边际效用非常高；但是好的体制能够让三种成本形成正循环。比如说，高效的维护成本能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比如规则清晰、执行一致，就能快速解决纠纷，鼓励社会合作、投资、试错。同样的，东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低维护成本，其特点是风险成本非常大，但是交易成本同样可以很低，所以会路径依赖和内卷。坏的体制不是没有法治或者规则，而是维护成本过载。规则越来越多，程序越来越密集，诉讼越来越多，否决点越来越多，于是系统变得更贵、更慢、效率更低。于是维护成本不再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开始挤压交易成本并制造风险。很多人可能以为欧洲更符合这套说法，但实际上不是。如果美国和欧洲同样都有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其问题出现的原因和结果都不一样，这些之后会解释。
再说一次，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人类的行为，大到国家政策，中到企业决策，小到人际交往，都是在这三个成本之间进行调控和转嫁。
对，转嫁。
房东在经济预期波动的时候将所有成本转嫁给房客、国家在经济转型时将成本转嫁给产业。最常见的决策经常不是在消灭成本，而是决定成本以什么形式出现，并且由谁来支付这个成本。尤其当增长放缓且维护成本无法降低的时候，国家最擅长的就是转嫁成本。而为什么说左逼右逼都是傻逼，是因为双方都误判了三种成本的权重。
2. 普世帝国的持续吸血与内向殖民
普世帝国需要维持高维护成本，必须持续有外部资源流入。在扩张期，这些成本通过新土地、新能源、新税收、新的贸易网络所覆盖。转化成现代语言，那么全球的资本流入、人才流入、定价权、储蓄货币地位以及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持续不断地为美国延寿。和过去的殖民统治不一样，美国通过让全球资源向中心靠拢聚集的方式吸血。而当扩张停止或者变得困难的时候，帝国依然需要支付军费、官僚体系、社会问题以及债务利息，那么就开始出现财政问题。维护成本仍然在增长，但是外部资源不再增长。
在我眼中，美国本身的“红利”，无论是来自科技研发也好，道德价值也好（如果真的有的话），资本制度也好，其实都弱的可怕。因为纵观历史，一旦把美国放进有效市场进行竞争，美国的所谓硬实力都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但抛去我个人观点不提，外部红利总有可能会不足以覆盖高维护成本的。当下美国的债务问题，恰恰就意味着美国需要将越来越多的财政空间去支付旧有体系，联邦的净利息支出一年比一年高。在政治改革或技术红利兑现之前，帝国将不得不先内向殖民。而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所带给帝国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间，而不是经济繁荣。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一下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因为其不单推进了整个理论结构，也佐证了当下的市场表现。很多人错误的认为美元霸权带给美国经济繁荣，但这个体系实际上产生的作用，是让美国可以在内部整合失灵、维护成本升高、财政越来越僵化的时候，仍然延迟改革。因为只要美元仍是主要储备货币，全球储蓄仍然愿意流入，美国就能继续融资、继续拖延、继续把内部结构问题往后滚。这和我们看到的净利息负担上升但储备地位仍旧保持正好构成了一个极强的张力。金融地位吸收出口国、资源国和新兴市场的资金，资金购买美债、美股、房地产与其他资产，让帝国可以维持高消费与高财政支出。同样的，金融体系不断打包、延迟和转移风险，短期内降低风险成本；而推高的资产价格制造经济仍然繁荣的假象。这种现象让美国的财富集中，且经济高度依赖于资产价格稳定，让政府政策不得不长期受限于维持资产价格稳定的路径上，同时限制结构性改革，使得美国在内部矛盾上升时胜任保持经济稳定，但代价则是社会分层扩大。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每一次金融/经济危机都保持在这么一个规律上。只要全球资本持续流入、科技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移民补充人口结构，那么美国就不会像传统帝国一样迅速衰落，而是长期进入一个高度磨擦的状态。
又岔出去了。书归正传。
财政缺口通过什么方式补齐呢？最理性的路径就是改革，但是最困难，因为会触动既得利益。其次就是美国当下在走的这条路，通过金融体系延迟问题，借债、货币扩张、金融化收益。延长时间但无法消除结构问题。还有一条办法就是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
非常多的人指出帝国晚期会出现法西斯化，这是一个政治用词。在经济上，我倾向于用“内部殖民”这个词。问题很简单，当帝国开始向内转移成本的时候，它会优先吸什么人的血？一定是帝国内部最难以反击的人群和地区。当外部掠夺减少时，帝国会重新设计内部分配体系，让某些群体承担更多成本。这种成本转移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发生，比如税收结构、房地产价格、教育与医疗成本、金融资产收益结构、行政与法律磨擦、地区财政的分配。这些东西可能是市场结果，可能是制度结果，但本质上是一样的，资源从社会外围流向社会中心。
内殖民而非外殖民的优势显而易见。成本低，政治阻力小，且可以被叙事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同，组织能力不同，信息能力不同，成本可以被转移到最弱势、最分散且最难组织的人群，而叙事可以通过市场规律，技术变化，文化问题和个人选择所覆盖。但这也是必然之路，因为在扩张红利消失、维护成本继续增长的同时，制度的复杂度也更高。相信叙事的都输一局。
拿房地产举例。
房地产具有三个帝国最喜欢的属性。首先，不可移动。企业可以搬迁，人才可以移民，资本可以外逃，但是土地不行。所以土地是天然的稳定税基。其次，可逐步提高成本。房价上升并不像税收那样直接，而是通过房租、贷款、土地价格、市政许可等方式逐渐吸收居民收入，让成本转移变得隐蔽且可持续。最后，其政治阻力最小，因为其价格上涨并不直接的被视为财政抽取，甚至还让很多人高兴。
为什么帝国晚期经常出现地产和金融资产的繁荣，但实体经济增长却非常平缓，因为房地产吸收了居民收入，金融吸收了全球资本，资产价格上涨掩饰了经济问题，三者结合，为帝国提供了内部的资源循环。
但其长期副作用在于社会分层扩大。资产收益集中在有产者手里，年轻人与新进入者负担增加，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房价、更高的教育成本、更高的生活成本。帝国晚期总是会出现青年贫困化，因为年轻人永远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一群人，资产价格上涨速度远远大于收入增长速度。住房成为进入社会的门槛，逼迫年轻人必须接受高杠杆、高租金、长期债务才能进入社会。而此前提则是，经济越来越依赖高技能职业，于是教育变成了进入中产阶级的门票，于是出现学生贷款，并延迟财富积累。最后，金融与科技为中心的经济产生大量的高端岗位与低端服务员并存，中间岗位很少。政府的财政空间也很难通过公共住房、教育铺贴和就业指引来缓解压力，因为政府的资源被利息、社保和医疗占据。于是出现年轻人的政治激进化、政治退出以及代际冲突。
沿着这个思路，帝国的晚期症状在于将征服的逻辑内转。房价榨干年轻人，医疗榨干中产，学贷榨干未来收入，地方财政通过劣化的服务将成本转移给居民，合规成本、保险与法律成本逼死中小企业，大城市把公共空间失能转移给年轻人。整体来说，传统殖民是把外围资源抽到中心，现代内殖民是把本该由中心承担的维护成本反压到内部的外围人群身上。
帝国的边界，被牺牲的局部，书可以再写一次了。
3. 中层磋商机制的崩塌
在更多的情况下，我喜欢肮脏的政治，因为肮脏的政治权责明确。回看美国历史，多少领导人都是被肮脏的政治推上去的：我给你这个地区拉一条电线，争取一笔联邦拨款，或者给某个工会解决某个问题，你们一路把我弄上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老中审美，拿钱办事，事办妥了就不追究了。工会、地方党派、社会组织、地方媒体、行业谈判，曾经有多少的社会结构都依赖肮脏政治生存。或许用肮脏政治来描述这一点确实有些不公平，因为这实际上是一条链路，把分散的利益整合成政治议题，再将政治承诺兑现为可见的结果。
但这个链条崩塌了。首先是选民的利益进一步分散。在过去，一个社区经常依靠于单一产业，所以其选民的收入结构、风险结构、职业身份高度相似，利益高度集中。这种社区天然产生垂直整合式的政治，选民能够清晰的知道是谁给自己办了事。但是当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迁移、制造业衰退、服务业经济之后，一个社区的产业机构分化，收入差距提高，带来的就是需求结构的分裂，没有一个政策项目能够同时满足所有人。其次，20世纪后半页的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将选举和行政流程标准化。改革虽然提高了道德门槛，但是降低了个人发挥的空间，破坏了原本那套你帮我我帮你的逻辑。
结果就是选民的需求向上迁移。当地方无法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选民会把诉求推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但麻烦的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天然是平均化的，负责解决的是税收结构、医疗体系、货币政策或者大规模支付转移，很难精确满足某个社区的具体需求。于是，当一个问题在地方解决不了，联邦解决不好，又没有中间层利益输送的时候，共识的操作空间变得更小。宏观政策越统一，微观体感越分裂。社会结构改变了政治函数，人群对中央政府的观感越来越差。可自行观察美国自1970年代后的选举趋势。随之而来的另一个趋势是，当社会协商死亡之后，很多原本应该在中间层被协商掉的冲突，就会被推给律师、法院和议会。法律条文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弱，维护成本越来越高。但凡在美国做企业做到有一点规模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按照我们老中人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角度来想，选民本来应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做垂直的阶级斗争。但阶级联盟的产生成本非常高，身份联盟的产生成本又过于低。阶级斗争需要清洗的共同利益、强组织载体、可信的代议人、可执行的政策工具，以及低消耗的内部协调机制。而继续身份的斗争只需要三点：标签，情绪回报，叙事拓展。将分配问题道德化，将身份标签作为替罪羊，用党派叙事代替中介机构。同时，身份政治的流行，说明系统已经没有能力精细的处理需求；所谓身份上的解放，在一方面是确实的需求上的大声呼喊，但另一方面是政治处理的非常差。
从这个角度反向吐槽一句。传统的说法是，州自治是美国自由主义的荣光；但是在当下，州自治更像是联邦失能后的甩锅机制。在联邦层面上，很多议题无法形成低摩擦成本的决策，于是所有的冲突、实验、成本与合法性风险都丢给了地方。我们真的需要高院那么频繁的用宪法解释那么多低能的东西吗？
选举竞争的基本逻辑是用最低成本赢得关键摇摆。在高极化低信任的竞争环境里，强化群体边界，提高阵营忠诚度与投票率，放弃中间选民，是最高效的办法。作为朴实帝国的美国，一方面通过普世叙事与普世规则吸纳多样的人口与资本，但是当增长放缓且分配出问题的时候，多样性则变成了最大的混乱来源。普世帝国想要长期稳定，至少需要二者其一：足够快的增长，或者足够强的再分配与公共品体系。
左逼开启过度的身份政治输第二票，败给特朗普输第三票。右逼用剩下的另一种办法破坏帝国，输第三票。
4. 左逼右逼
我自己自认是个左逼，但是常常被蠢的够呛。但是右派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共和党更倾向于削减可见的维护成本，但常常把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推高。这类似于公司开董事会，“我觉得咱们公司运营成本过高了，要不先把赚钱的那几个部门解散了吧”，或者“公司员工太多工资支出太高，咱们裁员以后给高管一人加个五百万工资”，说的都不是人话。民主党则更倾向于压低风险成本，但常常靠堆叠维护成本去做，结果把交易成本也拉上去，使经济的增长效率非常糟糕。二者如果仅仅是从花钱的效率上来说，那么右派赢；但如果是从维护帝国的第一性选择来说，左派赢。但是两边都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每次都是上去一个以后，在一台老机器上面轮流换零件。共和党靠减少螺丝，放松监管、强化行政权、降低政治交易成本；民主党靠增加垫片，增加程序，提供补贴，增加否决权，提供民间缓冲。但是整体来说，机器的轴承还是坏的，故障还是一样的。
三个总统分开来看。
奥巴马面对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风险爆发，所以他的核心任务是降低系统性的风险成本。其扩大医保覆盖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家庭医疗破产的风险，从而降低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则是为了降低金融系统崩溃风险。所以其行为是压低风险成本，代价是提高了维护成本。而医疗是公共政策里推行阻力更小的一个。
拜登面临的是供应链与产业结构问题，CHIPS，IRA，IIJA，目标是重建关键产业，降低供应链风险，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所以其主要目的是在降低长期成本风险和产业链的部分交易成本。但问题在于，这些政策依旧依赖联邦的补贴和程序，所以维护成本继续增加。
特朗普是另一个政治逻辑。他试图降低维护成本（去监管），降低政治动员成本（意识形态政治），但是其行为却是通过关税和行政裁量权，实际上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部分维护成本。
基本上是两党的老路子了。但是保守派确实倾向于为了意识形态牺牲经济，怪不得毛主席喜欢他们。普通人看不到政治许诺的兑现，社会分层扩大，身份冲突替代利益协调，所以政治越来越依赖叙事。普世帝国依靠普世规则扩大交易网络，依靠法治维持统一预期，依靠金融与资本流入支付高维护成本。当规模红利下降、中层整合机制衰退时，政治会在技术官僚治理、产业补贴、身份动员与行政权扩张之间反复切换。
5. 结论与未来
写累了，简短一点吧。
联邦信任低、地方差异大、财政利息越来越吃预算、金融中心地位又还足够强，系统就有动机用国内分层去替代真正改革。帝国会把原本向外汲取的逻辑内化到国内，把风险和摩擦压到本国中下层、低议价群体和弱地区身上。这是K型经济的来源。现代普世帝国不可能死于外敌。
联邦层面已经难以在高异质社会中形成低摩擦共识，于是越来越多冲突被下沉到州和地方。州在替联邦吸收冲击。这会让州与州之间的制度差异越来越大，市场、人口、资本会用脚投票。美国未来不再会是一个统一治理的体制，而是分化在金融、军事、货币框架下的高差异治理拼图。
打仗。一个错误的说法是转移矛盾，但事实是转嫁成本。把需要协商的财政问题转化成安全问题；把需要分配的产业问题转化成战略问题；把需要解释的行政扩权转化成战时问题；把会引起争议的高成本政策转化成国家意志。战争或者准战争的价值不仅在地缘上，而是在国内政治上，用来压缩讨价还价的空间，重新建立服从。类似伊朗古巴这样的对象之所以反复来来去去，不单单是因为石油、海峡或盟友，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为美国政治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东西：把内部高度摩擦的议题重新包装。
外部冲突未必来自内部危机，但内部危机会系统性提高外部冲突在政治上的收益率。
市场是不会定价价值观的，定价的都是制度的可维护性，看这套制度以多高的成本维护统一预期。没有什么新东西，今年以来叙事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只不过是走加速。
首先，长端资产更弱势，因为制度维护成本高，财政利息高，政策路径摇摆，市场要求更高的长期风险补偿。其次，信用与权益的分层。美国的头部公司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优势依旧强势，所以信用利差不一定反应政治焦虑。久期溢价高，信用利差不快速扩张。第三，结构性繁荣，板块繁荣，但是普通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更高的。最后，地缘冲突更加频繁，因为外部冲突是内部治理工具。
国家行政会继续变强，因为立法共识成本太高。贸易、科技、移民、国家安全、资本审查、产业补贴，越来越依靠行政命令和机构裁量权。内向移殖民继续深化，因为需要向内部弱者转移成本。
中层措施机制断裂，法律/维护成本过载，金融地位拖时间，成本内部转移，于是用州作为单位来成为减震器，用国家安全叙事和资产价格稳定，把机器拖着往下走。
